孔璋不写檄文

修《承天大志》是张居正政治生涯前期的重要资历。张敬修在《张文忠公行实》中提到：

而会世宗诏文学侍从纂述兴都肇基事，为《承天大志》。再阅岁，犹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师徐公上言太师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总裁，领其事，盖异数也。既受命，甫八阅月，而手自脱稿，为十二纪以献。

（敬修记载的时间和世宗实录有冲突，后详。我还是倾向于世宗实录，因为实录是徐老师和太岳最终裁定，且纂修时应该是依照敕谕上的时间确定的。）

《皇明大事记》云：

张明慧深刻，华亭（徐阶）号知人、深赏别，每馆中事请进止，必曰：“问张太岳。”张亦数数告归，即二王讲官之选不与，至嘉靖四十二年，尚为谕德。时修《承天大志》，徐以少师，李（春芳）以少保总裁，纂修者止张一人，犹以前衔供事。越一年，官与李相次，盖徐之优遇如此。

虽然考《世宗实录》等其他资料，“纂修者止张一人”是错误的，他的实际职务是副总裁官，但毋庸置疑，太岳在此志的修撰过程中出力良多。《承天大志》中有“纪”十二，太岳所作占十，他的《承天大志纪赞》中包含了基命纪、龙飞纪、圣孝纪、大狩纪、宝谟纪、御制纪、陵寝纪、宫殿纪、礼乐纪、苑田纪。在此并不吐槽老张写了多少“吾圣主始生，此河清者三日”的马屁，而来扒一下《承天大志》的修撰过程。（以下引用《世宗实录》时的标点都是我为了阅读方便手动加的，若有误请指正。）神奇的是，两位报请修志的人都与太岳有点关系。

虽然定名《承天大志》，其实最初此志名曰《兴都志》。承天府原为安陆府，属荆湖北道宣慰司。元至正二十五年（韩林儿龙凤十一年）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直隶湖广布政司。二十四年六月改属河南，未几还属。弘治四年，兴王府自德安府迁此。嘉靖皇帝原为兴王世子，外藩入继皇位，遂在嘉靖十年升安陆为承天府，嘉靖十八年又建兴都留守司于此。

《明史》有载：

《承天大志》四十卷：嘉靖中，顾璘修《兴都志》二十四卷。世宗以其载献帝事实，于志体例不合，诏徐阶等重修。

没错，就是那个一见太岳的文章就称赞他是国器，一见太岳的面就解腰带送给他，表示君异日当腰玉的湖广巡抚顾璘。兴都既然在湖广，那么湖广巡抚修《兴都志》，合情合理。

《世宗实录》卷之二百四十六

嘉靖二十年二月

○戊寅……尚书严嵩等言：禹贡并叙九州而尊统于帝都，今日承天宜约为兴都，一志其法，……

《世宗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九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

○壬辰 承天督工尚书顾璘进所辑《兴都志书》，上曰：览所进志，亦见诸臣纂辑效劳。顾璘、方远宜、魏良辅（不错，这就是教科书上提到改良昆剧的那位）、柯乔及王格、颜木、王廷陈等各赏银币有差。但朕皇考妣圣迹自有国史、实录备载，宝藏金匮有此，不当僭书者，且其体例不合，而所纪事实多误，命部重加删订进览。

书已经修了，但是道长并不满意，诏令重修。此事在实录中再次被提到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顾璘早在嘉靖二十四年就去世了）终于，有个叫丘岳的给事中（他也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并且是湖广人）想起这码子事，跳出来说，安陆已经改名兴都了，《一统志》（一统志，指封建王朝官方的地理总志，放在明朝，全称就是《大明一统志》）中怎么能还叫安陆呢？况且先前修《兴都志》也没有修好，现在应该重新修志。于是嘉靖下令，派了一堆词臣去重修《兴都志》。关于这个拍马屁的丘岳，他与张居正一条广为人知的黑料有很大干系，这里先按下不表。

《世宗实录》卷之五百二十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

○己未 礼科都给事中丘岳请刊定《兴都志》其略言：今之兴都宝藏，二圣冠为皇上龙飞之地，即我圣祖之中都也，乃《一统志》内犹列安陆。先年虽允守臣之奏纂修典志，竟以体裁不合，未睹成画。便先帝之盛德、我皇上之大孝，阁而不章，乞下礼部重议纂辑，凡昔所未备与今所宜录者，咸据实悉书，仍增入《一统志》以成一代盛典。诏从其议。乃以吏部左侍郎董份为副总裁官，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居正、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林燫、翰林院修撰诸大绶、检讨吴可行为纂修官。

注意，此时是第一次题请重修《兴都志》，张居正也仅仅是纂修官之一。接下来又有一次题请，要求让内阁大学士来做修书的总裁官，嘉靖给重新赐名《承天大志》。我没有在实录中翻到相关记录，不过《承天大志》中收录了李春芳等的题本《为恳乞圣明刊定兴都典志以彰帝迹以隆圣孝事》，下摘一点片段。其中提到了定名过程，徐阶等先交了两篇纪当作样稿让嘉靖裁定并且给书定名，嘉靖说这是你们的事儿，徐阶说兹事体大（哄你开心当然要你拟定啊）我们不敢，嘉靖说那好吧，朕勉为其难拟一个：

大学士臣徐阶等谨题：适臣等以基命、符瑞二纪稿进呈，请乞圣明裁训，并钦定书名。伏奉御批：卿等以纪录来上，朕即览一周，此史臣之职，我无与焉。名其纪，卿等拟上方是。钦此！臣等切惟编摩纂辑，固史臣之职，缘此书上载二圣积累功仁之所贻，皇上中兴德业之由肇，事体重大，与他书不同。臣等是以先进二纪之稿，实仰望皇上俯赐改正，以为后十纪之式。兹蒙发下，臣等已不胜惶惧。至於书名之拟不，惟臣等愚昧，万万不能。而特定嘉名以范今传后者，乃大圣人考文之事，尤非臣等之所敢也。 臣等辄敢不避冒渎，披沥上请，伏乞圣明俯鉴愚诚, 少出睿思之绪余，钦定示下，臣等无任祈恳俟命之至，谨具题以闻，嘉靖四十三年三月初四日具题。 本日奉圣旨：卿等不肯拟上，可名曰 《承天大志》。

《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六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

○丙辰 命大学士严讷、李春芳充重录大典纂修《承天大志》总裁官。

［神奇的是，实录并没有提到徐阶，但是据@凉入画屏秋缈缈 买到的《承天大志》，总裁官是徐阶和李春芳，严讷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当时的各种奏疏题头、各种明人笔记私史、后来的明史都说徐阶为总裁，当是实录有误。（世宗实录的修撰总裁官前后是徐老师和太岳，他俩怎么搞的？自己干过的事写错了都没审核出来！）］

另外《明史》在袁炜传里也提到徐阶总裁：

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炜为“青词宰相”。而炜贵倨鲜淟，故出徐阶门，直以气凌之。与阶同总裁《承天大志》，诸学士呈稿，炜窜改殆尽，不以让阶。诸学士不平，阶第曰任之而已。其后炜死，阶亦尽窜改之。炜自负能文，见他人所作，稍不当意，辄肆诋诮。馆阁士出其门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恶之。

（书修完的时候袁炜已经去世，所以不会再写他，修书就是这样，最后修完时的一批人可以升官，就如万历间重修《大明会典》其实是张居正总裁，太岳要求严格，把一众修撰官累得够呛，但最后总裁官署名还是申时行。不管后面有没有倒张，只要总裁官去位，最后就不会写他。）

《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七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

○丁亥 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居正充《承天大志》副总裁官。

《世宗实录》卷五百五十五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

（本月月初海瑞上了治安疏，实录载：

上初览之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之，为感动，太息。留中数月馀。会上有疾烦懑，遂下诏曰：“瑞置主毁君，不臣悖道。锦衣卫捕送该司，严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闻。”已而该卫谳上狱辞，法司拟大辟。上竟留中不下，盖圣意渊矣。

为了洗白道长，修实录者真的已经努力了。可能受到此事的影响，嘉靖心情不好，兴致没有想象中的高（有说他觉得书写得还不够好），虽然在二月份举行典礼，但“上不御殿，命司礼监官捧入”。且他没有给修志者升官，只在三月份把提请修志的丘岳升为礼部右侍郎，其他人发了点银币就算完了

○甲戌 史馆诸臣纂修《承天大志》成。礼部拟上进呈仪。钦天监择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辰时吉，前期一日鸿胪寺设表案于皇极殿册陛东，设书案二于丹墀东，设香亭一表亭、一彩舆五于史馆前，其彩舆行内府，（内）官监借用，一至日，百官具朝服侍班，总裁官率纂修官，俱朝服。总裁官捧表置于表亭，纂修官捧太志置于彩舆，鸿胪寺官导引用鼓乐、伞盖，由会极门下，由左门入，至皇极殿丹墀内。总裁官捧表，纂修官捧《承天大志》，各置于案。香亭、表亭、彩舆、鼓乐、伞盖俱退，鸿胪寺官赞，入班。总裁等官序立，讫鸿胪寺序班举书案，由道中升，至于殿中赞跪。总裁等官皆跪赞俯伏、兴，序班举表案置于殿中，书案之南赞跪，总裁等官皆跪赞俯伏、兴、赞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司礼监官将大志表文捧进，百官退。诏：“如所拟。”

○甲申

○史馆纂修官进《承天大志》，百官朝服侍班。上不御殿，命司礼监官捧入。已礼部请刊布中外，并以兴都新名及兴都事迹纂入《一统志》，易故安陆州名。诏：“可。”

《世宗实录》卷五百五十六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

○壬子

○升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丘岳为礼部右侍郎添注管事。岳先为礼科给事中，请修《承天大志》至是书成。上谕吏部曰：“《承天大志》成书，仁亲功德绍布，请修之臣岳添注礼部右侍郎，盖特恩云。其纂修诸臣以纪中误，有脱简弟，各赉银币有差，不复论叙。”

《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

○庚辰

○遣礼部主事徐廷祼奉《承天大志》祭告显陵。

［显陵是嘉靖的父亲恭睿献皇帝朱祐杬、母亲慈孝献皇后的合葬墓。］

以上是实录记载，下面为野史八卦：

朱国祯《涌幢小品》：

【承天大志】世宗既定大礼，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巡抚顾璘修志。征诸名士王梦泽、颜子乔等纂辑进呈。不称旨，报罢。给事中丘岳请重修，劝阁臣为之。嘉靖四十五年告成，赐名《承天大志》，擢岳礼部侍郎。臣得恭诵，乃兴府志，非承天志也。隆庆元年，岳以考察去官。

［查《穆宗实录》，丘岳调任事在隆庆元年正月。］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所以野获编中“丘”作“邱”字，是因为野获编是清刻本，雍正四年为避孔子讳，雍正造了个“邱”字来代替“丘”）：

【承天大志】《承天大志》者，世宗既追宗献皇，益务张大其事，以明得意，遂作《承天大志》一书。时工部尚书顾璘以督显陵工程在事，即命之总理，璘乃聘楚人颜木、王廷陈等纂修。盖诸君俱高名废弃，欲借此为出山计也。书成，而圣意不惬，遂报罢不复议。嘉靖末年，给事邱岳复迎上意，请重修，乃命阁臣徐阶等总裁，而诸词臣分领之。时情咸谓书成必有异擢。争求入局，以至徐华亭与袁慈溪之相左，瞿文懿与高新郑之相诟，俱起于此书。比进呈乙览，上以卷中脱简，不复叙劳，仅各得赏，诸公大失所望，时去鼎湖不数月耳。独邱岳以建议始功，超为礼部右侍郎。次年，穆宗大计京官，岳坐降调外任。

是时侍讲学士廖道南亦修《楚纪》以求媚，既而世宗南幸承天，又献《圣皇南巡江汉赋》，上以付史馆；又上《瑞应颂》四篇，亦命留览。既而朝见，时廖居忧，乃服绯袍，上大怒，褫其职，迨《楚纪》成，终不召。

照沈德符的说法，当时大家都觉得修此书能够得到升迁，所以大佬们都争着把门生往里塞，导致了徐阶和袁炜起矛盾，高拱和瞿景淳相辱骂。结果书成后嘉靖挑毛病，没怎么给升官，大家都很失望。（不过此后徐老师继续提拔学生，太岳升官飞速。）

关于高拱和瞿景淳的恩怨，王世贞的《首辅传》里有详细的说法：

拱为人有材气，英锐勃发，议论风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畜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间遇亲知，引满谑浪，一坐为欢。在詹事日，与学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尝引镜自照曰：“吾殆神龙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戏，曰：“公以为龙耶？吾直谓蚯蚓耳！拱大怒，镜碎之，诟曰:“出景淳。”春芳座主也，以侍郎归，病卒。

接下来仍然是《万历野获编》，张江陵的著名黑料来了，仍然是这个丘岳拍马屁，不过对象从皇帝改成了首辅，他献上了著名的对联：

【邱侍郎献谀】嘉靖末年，黄冈人礼科都给事中邱岳，请修《承天大志》。先是顾中丞璘请修志，既成而报罢，至是邱又以为言。上大悦，比志就进呈，修书者皆无赏，独邱以传奉超升礼部侍郎。不数月而穆宗登极，降一级调外任，邱恚不赴。

至江陵柄政，邱始出补官，江陵亦许以光复矣。邱乃以己姓名献一对云：“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相公大喜，将超擢而病告殒矣，邱竟以外藩再斥。盖两番贡谀，皆不得厚偿，世谓君相造命，亦未必然。

吕毖《明朝小史》说这幅对联是黄金的……太夸大了，吕是明末人，《明朝小史》中亦有些明显错处，不知此条是否以讹传讹。见其卷十四《万历纪》：

○黄金对联

张居正秉钧时，威权赫奕，群臣极意卑谄。有丘岳由亚卿左迁藩参，尝以黄金制对联馈之云：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翻太岳集又发现了嘉靖年间太岳拟的两道敕封丘岳及其妻子父母的敕命，也真巧啊，下附：

工科左给事中丘岳并妻命一道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国家仿古谏议之职，分设六科。慎简才贤，置诸近列。咨其献纳之猷，冀底敷言之绩，厥惟重矣。非端慎明允，练国章而识治体者，乌能胜斯任乎？尔工科左给事中丘岳，清素励于持操，敏达优于服政。昔居剧邑，夙著贤声；继涉谏垣，益隆誉问；铨书奏最，亟用嘉焉。兹特进尔阶征仕郎，锡之敕命，以为尔荣。夫古人不慕专城之柄，符竹之荣，而愿出入禁闼者，为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闻也。尔尚以古之贤臣自期，励志纾猷，拾遗补阙，用裨治化之成，无负抡授之意，其尔尚亦有显陟矣。钦哉。

曰：为人臣者，靖共以事君；为人妇者，淑慎以相夫。其道一也。故国家推恩臣下，并及其配焉。所以劝交儆，厚人伦也。尔工科左给事中丘岳妻黄氏，夙闲姆训，克慎妇仪，综理惟勤，柔嘉惟则，其贤足征矣。兹特封尔为孺人，尚其无忘鸡鸣之谊，以永燕誉之休。

工科左给事中丘岳父母命一道

奉天承运皇帝曰：朕闻植根深者，不期茂而自茂。植德深者，不期昌而自昌。故丘园之子，考槃之人，身或不食，而后乃荣茂，兹天道也。尔丘尚忠，乃工科左给事中丘岳之父。孝友著于家庭，恂实表乎闾里。享不副德，而有子登庸，斯亦足以成厥志矣。用赠尔为征仕郎工科左给事中。秩命之荣，具如其子。虽禄养之弗逮，而潜德之已彰。冥漠有知，服兹宠锡。

敕曰：母之于子，不独内爱笃也，盖亦有义方之训焉。故国家宠命臣工，必偕及其父母。示罔极之恩，同严亲之教一也。尔熊氏乃工科左给事中丘岳之母，勤淑相夫，式修壶范，端严教子，丕著母仪。兹特封汝为太孺人。远贻闺阔之光，用介期颐之祉。

附一个彩蛋，还是来自野获编的八卦，对比了某些天子巡幸时亲王不理不睬，和张居正路过时某些亲王的阿谀奉承，反映了张大魔王柄国以后是何等的气焰嚣张，无人臣礼！

【亲王迎谒】天子行幸，至藩王境内，例出迎谒。祖宗朝唯永乐七年巡幸北京，至济宁州，鲁王肇辉来朝。次年还京亦如之。其后武宗巡游最频，然未闻有亲王朝谒一事。至于山西大同府驻跸更久，太原府亦曾临幸，初不闻代王与晋王如何祗奉。至正德十四年南征，过临清州，则德、鲁二王俱在境内，亦不云迎见行在也。惟嘉靖十八年，世宗幸承天府，先敕谕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驾，跪迎道傍。驾至行殿，行五拜三叩头礼，于是赵王迎于磁州，汝王迎于卫辉，郑王迎于新郑，周世孙迎于郑州，徽王迎于所封钩州（今禹州），唐王迎于所封南阳府，俱宴赐有加，而朝宗王会之盛极矣。故事，亲王非迎驾及扫墓，不许出城一步。至万历六年，故相江陵张公，以葬父归，过南阳，唐王出郊谒，具宾主，及答拜留款。张坐南面，王相向讲敌礼。至襄阳府，则襄王亦仿唐例无少异。盖朝见伏谒之礼。一切不讲，而亲藩反以得亲奉謦欬为幸事。僭紊至此，安得不败！又先期遣牌云：“本阁部所过，二司谒见，俱遵见部礼。”盖勒其长跪也，于是手板折腰，与州县下僚无异。但布按二司，惟入吏部，始行跪礼，至私第，则仍以客礼见。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复问矣。

王世贞在《觚不觚录》里有差不多的吐槽：

亲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处，投剌作书，有称王者，有称别号者，不书名。惟今鲁王一切通名，虽获恭顺之誉，而识者颇以为非体，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而无不称晚生矣。又当其时袭封者，无不称门生矣。江陵自葬父毕还朝，过襄阳南阳二府。二亲王来迎报谒，留宴。彼此具宾主上坐长揖，无毫发等差。若陶仲文之过徽，其王自称弟子，俯伏吮靴鼻，宴会必侍坐，送必侯升舆，尤可怪也。

……

二司自谒吏部都察院，庭参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及驿传迎送，则为长揖而已。内阁大臣虽尊贵，无跪礼。而江陵之奔丧，所经省分，三司皆出数百里外以谒。然跪者十之六七，未尽纯。暨还朝，则先遣牌，谓：“本阁部所经由，二司相见，俱还照见部礼。”于是无不跪者矣。

还是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

道经襄，王出候折节要居正宴。故事，人臣虽贵极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不欲执臣礼，辞不入，王强而后可。于是直入至便殿，具宾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始。过南阳，唐王亦如之。

后续